“1935年5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于长征途中来到了大凉山冕宁县。5月22日，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部队进到彝海附近，向彝族同胞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彝族同胞对红军的尊敬和信赖。刘伯承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帮助彝民组建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并授予队旗，赠予了武器。其后，担任沽基支队队长的果基约达彝民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 

　　“彝海结盟”为红军抢渡大渡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赢得了宝贵时间，在粉碎蒋介石迫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图谋中具有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 

　　“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长征史上的光辉一页。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心怀对这段历史的感念，2015年9月19日，我们踏上了西昌彝海之旅。 

　　汽车在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高速上飞驰，坐在舒适的大巴上，欣赏着窗外的迷人风光，让我禁不住感慨雅西高速建设过程之艰险、工程之巨大，交通的日益便利，这无疑是当前我们国家综合国力愈发强盛的体现，着实让人引以为傲。 

　　然而转念一想，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旖旎景色，对80年前跋涉在这段路上的红军来说，无疑就是危险重重的穷山恶水啊！在天为被、地为床、缺吃少喝、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形下，红军战士不畏艰险，抢渡大渡河，顽强的抗击在地理位置和武器火力上都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其艰辛，让我们无法想象；其英勇，让我们无限敬仰。 

　　中国工农红军除了英勇，谋略更胜一筹。当时的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要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必经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 

　　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大渡河边的按顺场。 

　　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的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国民党判断红军不会走小路，把军力重点部署到了大路上。哪知红军却铤而走险，进入了彝族区。 

　　彝族区的“险”，自然环境险恶都是可以克服的，对红军威胁最大的“险”却是：当时的彝族，还是一个处于奴隶社会的民族，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的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狡黠的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又经常对他们进行挟持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这个民族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极为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也就是说，如果选择走小路，被彝民当做敌人，不分青红皂白误伤误杀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带领先遣部队，去彝族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有希望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 

　　就这样，刘伯承带领着红军先遣队，冒着极大的风险进入了彝民区。他先找到两位彝族小姑娘，教战士们学会用彝语说：“红军和彝族同胞是一家人”，一路走，一路喊。但这样还是没有消除彝民的敌意，他们埋伏在暗处，对红军动了武力。面对彝民的试探和刁难，红军坚持对彝族同胞的友好原则，没有任何反击，而且更诚挚的表达他们的求和的心意。英明的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看出了红军部队的纪律严明、红军首领的友好诚意。又通过一来二回的交流，彝民们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提防和成见，对红军心生信任和爱戴。“共产党人为受压迫的人民打天下”，“共产党奉行汉彝平等”，红军宣传的这些政策，更是深入彝民心中。 

　　消除芥蒂，联袂抗敌，彝族同胞很快辨明形势，和红军站在了一个战壕里。为表诚意，小叶丹和刘伯承在彝海边，以水代酒，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兄弟的帮助下，红军的后续大部队便沿着这条“彝海结盟”友谊之路，顺利的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 

　　不仅如此，在彝海，红军还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果基支队。 

　　站在美丽静谧的彝海边上，想象着当时结盟的情形，我感触颇多。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长征路上，还是在抗日战场上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惨烈悲壮的、有艰苦卓绝的、有险象环生的……也有像“彝海结盟”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充满温情的。作为新一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对党的历史认识越深刻，才能对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生活越加珍惜。 

　　于我们而言，身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唯有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正确的政治觉悟，才能为祖国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唯有恪尽职守，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才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才能无愧于革命先辈的付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